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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学才教授的博客

真功夫从自律做起 大学问自实践得来

 
 
 

日志

 
 

怀念业师张国光教授(二),喻学才,2008年4月18日  

2008-04-18 17:54:51|  分类: 师友怀念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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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育人记要

说到张国光先生,很多人容易误解他。认为他是一个喜欢“吵架”热衷于打笔墨官司的学者。其实,在我们这些近距离接触过他的学生看来,张先生最让人感动的首先还是他的为人师表和教书育人。张先生不修边幅,很少见他穿象样的衣服,穿象样的皮鞋。但他对青年学生和青年教师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这种魅力就是他的个性。就是他的真率和热情,就是他的大事不糊涂。他是一个透明的人,毫无城府的人,一个极端真率的人。一个热心帮助他人的人,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一个从不保守知识信息以及创新见解的人,他的新见解层出不穷。他喜欢见人就宣传自己的观点。有人甚至害怕在路上碰上他,特别是对学术不感兴趣的人。他固然没有甩脱“好人同己”的局限,但在现实世界里,象他这样自信心十足,从不吝惜把自己辛辛苦苦研究来的心得“布施”给同事或学生甚至同行,这样的教授在共和国也并不多见。

张先生善于发现人才,也善于激励人才。他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他的鼓励育人法。无论是上课还是平时交谈,作业批阅,学生只要有一点点值得肯定的地方,他必然大方地慷慨地表扬你,鼓励你,把你的自信心调动起来。王兆鹏本科阶段所写盛唐边塞诗歌论文承蒙他的欣赏,促使王兆鹏走上宋词研究的学术殿堂。童力群因本科论文《贾府示意图》得到张先生等前辈学者的首肯,后来数十年如一日地进行研究,成为当代红学家中新考证派的实力人物。我和师弟曾大兴也是因为大一的时候所交作业得到张先生的鼓励而决定考他的研究生从而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的。他在我的先秦文学史作业本留下了多条热情洋溢的鼓励性评语。比如,我有一篇作业《从祖述尧舜看孔子的政治理想》的文章,他的评语是:“从祖述尧舜角度为孔子辩护,是别开生面之作。孔子祖述尧舜乃理想化了的尧舜,这是容易理解的。本文说这就变相否定了奴隶制,这是更深一层的见解。”他在我的另一篇题为《圣人和巨盗——从<胠箧>看庄子的政治思想》作业后批道:“议论纵横,文笔恣肆,这是你勤于探讨,敢于创新的结果。只有博览群籍,才能言之成理,言之有物。希你持之以恒,理论战线需要新的血液,而你们是肩有做理论工作的使命的。”记得张先生给我们讲《史记》前后,我在学术刊物上看了君奭的文章《司马迁写〈陈涉世家〉是为农民起义领袖立传吗?》,就写了一篇大约三、四千字的文章,题目为《司马迁写〈陈涉世家〉不是为农民起义立传吗?》。作业本发下来后,我看到了文后的评语:“多年来一股极左思潮泛滥于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君奭论陈涉世家一文,正是这种倾向的烙印。本文予以针锋相对地驳诘,有理有据,读之使人称快!”。应该说,我之所以决定献身学术而不是其他,与张先生当年的鼓励是分不开的。

张先生善于发现人才,跟他爱才如命的胸怀是分不开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在武汉文华中学任教,一次课堂上,他发现一个学生在写东西,根本没有听讲,就把那个学生正在写的本子收缴了。下课后他一看所写内容,原来是在创作一个剧本,发现这个学生有文艺创作的天赋。他便将稿件还给学生,还表扬他的剧本写得好,鼓励他继续写下去。这个不用心听讲的学生就是后来武汉三镇大名鼎鼎的曲艺演员、曲艺作家夏雨田先生。我们在高校工作的当年老同学,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碰到类似的情况,大都会宽容地对待学生,热情地鼓励学生,这自然是张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所的结果。

张先生育人有方,缘于他的学问渊博、见识超前和心底无私。记得1982年应届考取他的研究生接到录取通知的次日,我上张先生家跟他谈了我对学术道路选择的思考。我说,张老师,我想另辟蹊径,研究旅游文化。因为我的本科阶段主要的时间都用于做这方面的准备了,特别是我自幼喜欢旅游,对山水之美和古迹之美的痴迷,每每到不能自已的程度。何况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已经有您这样的大师存在,我们后生晚辈很难超越。张先生几乎是不假思索就满足了我的愿望,并且还发挥了一大篇我国的旅游业需要有文化内涵的学者参与其中,提升档次等意见。勉励我在自己新开拓的领域锐意进取,做出成绩。我之所以能在旅游文化和旅游规划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开发方面小有所成,实在应该感谢张先生当年的大气和卓识。因为我是他的开门弟子。导师对所招的第一个学生的“离经叛道”行为不仅不失望,不生气,还不遗余力地鼓励,指点,支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胸怀啊。

张先生爱护学生,珍惜年轻人的创造潜力。但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不含糊的。比如,他重视速度。训练学生也是以效率为前提的。如在他设定的时间内你没有及时或超前完成任务,他可能会批评你动作太慢不好。他强调原创,如果你的文章写得陈词滥调,没有新东西,那少不了会挨批评。当你的文章观点错误或者论据不足时,他也会不客气地指出,希望你尽快改正。年轻人没有阅历,有时容易激动,跟风,遇到这样的时刻,他会明确地批评和坚决地制止。例如1989年春夏之交,有学生代表动员他参加游行,他明确拒绝,还做同学的工作,告诫他们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保持清醒头脑,不要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张先生一生嗜学如命,惜时如金。他教导我们用主要精力做最重要的事情。读研究生期间,有一次我和他聊天,谈到自己打算学学书法和诗词。他并不笼统地反对,而是提醒我“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可夺也。”我很快就明白了一个学者的综合人文素养固然重要,但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更重要。直到今天,我的旧体诗词写作爱好始终被放在业余消遣的位置上,就是先生教诲的结果。

张先生喜欢现身说法,教我们研究方法。他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曾对我说过;我得感谢大学期间在《山海经》身上所下的功夫。因为《山海经》包罗万象,要研究它,不能不涉猎很多学科。所以多学科“多兵种作战”的训练,对一个学者太重要了。他还说过,我是学历史的。由于命运的安排,我一直在教中文。这样就有一个好处,我们原来学的史学领域里的一些方法论工具,拿到文学领域就是“新式武器”。他还曾以古代小说研究为例。他说,懂考据的学者瞧不起小说,搞小说的不懂考据。把考据引进到小说中来就容易创新,古代文学是历史文学,不懂文献学等方面的知识,是分析不出什么名堂的。

今年3月21日黄昏,参加完张先生的葬礼后我在湖北大学校园里行走,听到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边走边谈张国光教授逝世的事情。男生说,张国光的著作很多,都是新观点。学校应该给他下半旗志哀。女生说,怎么可能呢,张教授又不是大官。我望了望这个个子不高的男生,难为他有此见识。学校当然没有这样的先例。在我们这个依然是官本位的时代,学校给予张先生的礼遇已经很不错了。但如果从培养创造型人才的高度来审视,张国光先生可以说是毕生都在创新,毕生都在用他的强烈的创新欲望和创新方法来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创新人才。他的所作所为,属于大师风范,也是真正的热爱学校,下半旗志哀的待遇给他照说也不算过分。

张先生在人才培养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1985年9月和我的一次谈话中,他曾告诉我:他从他老师那里所接受的人文精神熏陶令他终身难忘。他说,我的老师中有个黎翔凤,在旧社会不得意,在新社会也不得意。他不是名牌大学毕业。但他读的书多,有思想,并且有很狂妄的想法,对我影响很大。黎老师说,世界上有四本书难懂,一本是《周易》,一本是《唯识论》,一本是《资本论》,一本是《相对论》。他都能读懂,并在读后写了一本《万有乾行论》。他的富于幻想,他的好大喜功,对于我的治学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认为当年培养大学生的方法相当于现在培养研究生的方法,当年培养高中生的方法相当于现在培养大学生的方法。现在的大学把大学生的时间分割了,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自由思考。提倡三好学生的思路有利有弊,门门都好,难免不是平庸之才。张先生的这些话也许对于当今的大学教育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仍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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